投资—债务—信贷正在形成一个相互加强的风险循环。

前不久，国务院批转了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制定的《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对策收入分配越公开透明越有利新京报：收入分配也是一个系统性和制度性问题，你认为哪些制度性的东西导致现在秩序不够规范？迟福林：影响收入分配是结构性的问题，既有初次分配，也有再分配。

第二，现在收入分配差距尽管有所缓和，但是仍处于比较高水平。此外，如果收入情况不摸底，财富分布不清楚，数据体系不完善，都会影响改革的方向及相应政策和效果。导读：迟福林谈收入分配问题，称税收在整个收入分配中的调节作用越来越凸显。未来7年，尤其要有效控制财政收入过快增长，有效控制行政成本过快增加，使城乡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的比重明显提高。另一方面对中小企业减税，通过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带动更多人就业，壮大中等收入群体。

新京报：怎么解释这种清醒与客观？迟福林：第一，收入不公的问题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关注，现在要着力解决一些腐败的问题，探索中长期怎么解决。只有公开透明了，才可以使收入分配领域的基础制度有效运行。网易财经：怎么看待中国的土地以及农民失地现象？朱嘉明：80年代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建立家庭生产责任制，土地由农民承包，是在当时把中国最重要的经济资源土地事实上归还给农民的表现，当然改革是成功的了。

1964年就学于北京男十三中，1968年至1978年，先后在西藏、黑龙江和山东务农做工。且不讲我们从香港进来一批人，海外华人，加上香港、新加坡、台湾，这是中国很幸运的地方。股市现在落到低于实体经济价值的程度。在这个过程中，政策就成为了最重要的环节，把政策成为用文字和文件方式表现出来，用报告方式表现出来，这个部分的工作就是由政策研究室形成的，对政策制定的影响是最直接的。

下一届政府再继续改革，也就是再进行十年，花40年的时间去改革已经历史久远的29年的计划经济，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历史现象。最重要的三大生产要素，土地、资本、劳动力，在八十年代以后都没有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来进一步地分配，后来的贫富差别是这样的，是生产要素不按照市场经济原则，不按照八十年代的原则进行分配的必然结果，谁控制资本谁就最有钱，谁控制土地资源就有钱，谁最能够残忍地剥削农民工就最有钱啊，要是能把这三者结合起来，你就成为最有钱中的最有钱。

这些人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都开始形成他们的声音和影响，前者也是不可忽视的一批人。中国有香港，有台湾，这些人都见过旧社会，对开放经济熟悉。网易财经：目前社会上对经济学家有些争论，如马云就说过如果企业家听经济学家的话会死掉一半，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朱嘉明：马云的说法对了一半错了一半。毛泽定主张快步走入社会主义，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不是经典意义的社会主义，不是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

网易财经：统计局去年公布的人均GDP为4000多美元，按照标准进入中等收入国家，怎么看待中等收入陷阱？朱嘉明：这个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伪命题，因为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是建立在人均概念上，中国90%多的财富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就绝大多数人来讲根本没有进入到中等陷阱的所谓标准里，所以这个题目本来就是不存在的。中国的经济学家，比如孙冶方、顾准、骆耕漠、薛暮桥等在50年代是身居要职的，而且他们都很年轻，后来从1959年政治斗争的原因波及到经济领域。实际上改革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财富的重新分配，二是权利向人民的回归。问题是现在处于的阶段究竟是一种利益和矛盾到达什么程度的问题，是要面对中国现在经济改革的难题在哪里。

先后在澳大利亚、东南亚创业经商。因为中国经济学家按捺不住，市场、金钱对一些经济学家诱惑很大，但他们又没有经济的实践，所以他们出的主意是既没有理论根底，又脱离商业实际，所以马云不以为然，这是正确的。

台湾有很多一个一个的个体，都能存活得比较好，大型企业不去挤压小型个体企业的空间。这样的经济学家在台湾有不少，帮助台湾经济起飞，差不多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台湾起飞的时候涉及到很多台湾经济学人，应该把他们算作中国的经济学家。

第二，经济学家，绝大多数正常社会的经济学家，没有多少人愿意去当独立董事，去挣出场费。第二，苏联也没有一个香港，也没有一个台湾，它周边也没有四小龙。前者是经济改革，后者是政治改革。另外一方面，在这批经济学家中有一些人比较有意思，他们没有受过所谓的政治经济学的系统教育，但是他们是从共产党执政之后直接从事经济工作转向经济学研究的，最典型的人物就是马洪。计划经济下的土地起码是集体的，现在变成个人的，而且是在完全不公平的交易下完成的，这个过程造成巨大的房地产业，造成了多少人的财富。这派经济学家，我们今天倒过来看，他们是比较丰富、比较多样化的，他们受的训练也有些差别，很多人到西方受过训练，像周德伟在德国读过博士，但没有读完，因为抗日战争，他又到英国剑桥去学习。

等于说，由毛泽东领导的计划经济，主导着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时代，毛泽东本人不是一个典型的遵守计划经济准则的人。第二批人，在八十年代中国恢复高考之后，读书，然后同时参与中国经济改革，比如周其仁，我是1978年第一批研究生回到北京，然后也卷入改革，我们是八十年代直接参与改革的。

市场公平，按现在这种简单的方式是根本无法完成的。小计委在文化大革命中始终是工作的，不要认为文革是没有人管经济的，小计委的基础就是所谓后来的石油帮。

本来股市就是一个畸形股市，畸形股市又进入到了极端畸形的状态，这件事情是非常不正常的，反过来证明中国的股市不是一个市场股市，这是肯定的，也不是政策股市，在相当大程度上是被操作的股市，这背后的力量那当然是非常之大的。但是到了九十年代，大家都要学财经，都要考财经，都要去做基金，进投行，这是一个绝对的误导。

您怎么看待第一代和第二代经济学家所做的贡献？朱嘉明：第一代的绝大多数人都过世了，这批人的代表人物，应该说是在体制内的，包括像薛暮桥这些人。网易财经：中国现在的房价收入比已经远远超过国际标准，怎么解释中国的高房价？朱嘉明：房价，我想大家都谈得比较多了，我认为中国的房地产业居高不下的原因就是房地产开发商、政府和银行之间的利益链，这个利益链现在是能坚持一天是一天。2000年之后，担任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经济学家，现任教于维也纳大学。中国改革开始时，思想是开放的，这些这些人不仅有理论，他们也实践过，俄国搞改革哪有这样的人才。

如果中国要想和计划经济有差别，为什么要搞市场经济？就是要公平，很多买主、很多卖主，很多私有权，这个社会的机制应该是公平的，矿产资源如果要分配应该是每个人有一份，大家说我愿意把我这份卖了，原来这东西是剥夺过来的吗？应该以此公平分配，结果呢？矿产资源，从煤炭到黄金，谁能抢谁就抢吧，所以才产生了山西暴富的煤老板，在这个过程中还有更残忍的现象，他们抢了国家的资源，在权利之下不说，他们又用最残酷的手段让一些人成为他们的努力，每个煤矿都有那么多矿工的鲜血，这个东西是八十年代所不能容忍的，你这个社会怎么可以把原本属于人民的资源按照权力分配给少数人？这当然是不对的，我这里还不讲他们对资源长远的破坏，对国土的浪费。比如他提出的当时解放区的，抗日战争时期后期解放区的货币，渤海币（音），币值的基础他提出了实物基础，这是他独创的。

如果中国房地产价格真正全面下跌，这首先是中国金融界所不能承受的，所以这种情况只能坚持下来，至于能坚持多久，那就看太多因素了，特别是二线、三线城市，我认为首先会发生问题。在整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在共产党体制之内，经济学家有过非常精彩的至今应该被历史肯定的辩论。

朱镕基开始到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他也对实体经济工作很熟，当然现在没有人把朱镕基归纳成经济学家，但他在他们那代人中，无疑对经济是相当熟悉的。网易财经：柳红在《八零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和梦想》一书中按出生年月把经济学家划分为三代，1900年—1920年为第一代，1920年—1940年为第二代，1940年—1960年为第三代。

如果对改革进行分析，改革被认为是比较成功的，90年代以后中国改革发生了偏离，而且偏离越来越远。来源: 网易财经2013-03-06 进入 朱嘉明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改革陷阱 。比如关于商品经济，关于价格，关于人民币，关于货币价值基础。第二代经济学家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从学校出来进研究机构的，还有一类是读过书，直接进入经济工作部门。

网易财经：怎么看待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朱嘉明：中国经济的问题不是能不能增长的问题，中国还会增长，而且我认为中国的增长速度也不会明显下降，但中国的增长质量会越来越差。如果说现在还要进行改革，其实是这个改革已经不是要改革计划经济了，是要针对90年代以后中国改革走上了很多错误的道路之后形成的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后果的改革。

1978年考上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后，在完成硕士和博士学位的同时，参与创建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担任河南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中国西部研究中心、北京青年经济学会、中国改革开放基金会负责人暨《中青年经济论坛》主编。柳随年，房维中，桂世镛等这些人不是在大学里正经八百的经济系毕业的，但这些人对中国计划经济的形成，计划经济的弊端，计划经济的运作和计划经济如何向非计划经济转变都做过分析和研究，究竟走多远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在1949年以后，特别是五十年代以后，最影响中国大陆的是苏联编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教科书，这成为最主流、最标准的思想，完全是为计划经济服务的，这是很大的变化，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历史视野。中国现在是大企业挤压民企生存空间，钢铁企业都去养猪，那养猪谁能养得过它？随便举个例子，大企业办餐馆，谁能竞争得过它？国有企业在中国的垄断不仅是对它自己产品和市场比重的扩大，而且还进入到和它非相关的行业和区域，这种情况就非常危险，太危险了，使个体经济、民营经济发展的环境越来越恶化，而且他们得不到资本。